1975年2月19日尊享配资，北京西山气温还带着寒意。迈进作战部那间灰砖小楼时，墙上的钟指向上午九点。叶剑英已经等在窗前，他没有寒暄，开口就抛出一句：“你到南京后，先稳住阵脚，别急着往前冲。”这种直截了当的交谈方式，立刻让廖汉生意识到，此行绝非普通调动。
要弄清这次任命背后的考量，还得把时间拨回到1972年夏。那年7月，廖汉生结束在河北的“冷静期”返回北京，随即被安排在军事科学院担任政委。外界看似风平，其实暗流依旧。1973年底，叶剑英走上中央副主席的位置，奉命整顿军队；同一时间，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明确支持叶帅。两人一明一暗，搭好舞台，就等一位敢接招、能硬碰的政工干部去华东撑场面。
华东复杂到什么程度？军队、地方与“造反”旧势力盘根错节，尤其上海与浙江问题最突出。派员过去，既要懂军事，又得懂政治，还得有“硬角”。多方权衡后，中央军委把目光落在了廖汉生身上。2月16日，一封只有寥寥数行的电报把他点将到南京军区任政委兼党委书记。他回电只写八个字：“一切行动，听从指挥。”
领命后三天，西山会面那场谈话堪称定调。叶帅详细说明两件事：其一，军队“去肿”，班子必须瘦身；其二，干部政策要松绑，“让老同志重新戴上帽子”。他甚至连自我介绍里能提几句话都帮廖汉生设计好：“我有错误，其他不谈。”末了才补上一句意味深长的提醒：“别和上海那些人搅在一起。”
25日，廖汉生又去了宽街。邓小平直接把华东难点摆上桌：“浙江问题多，你和丁盛要把干部、编制捋顺。记住，不能急尊享配资，但也拖不得太久。”廖汉生点头，邓小平突然笑道：“你那‘硬角’要留着，毛主席就欣赏这个。”短短一小时，任务已了然于胸——稳军心、调架构、抓党纪，外加随时防备“上海因素”。
2月28日，一架伊尔-18降落在大雨中的南京机场。迎接队伍简单而拘谨，气氛里透着观望。3月3日的欢迎会上，廖汉生只用三十多句讲完“中央精神”，随后抛下一句：“过去的事不翻旧账，今后谁干得好就亮谁，干不好就挨批。”场下一片寂静，军区机关的年轻参谋私下嘀咕：“这位政委来真的。”
十天后，他把第一把火烧向机关。党委常委会与首长办公会被强行区分：行政事务由首长办公会议解决，党内重大事项必须常委集体表决。文件里加了一条硬规定——每次会议做纪要，所有常委签名生效。这一步直接卡住个人说了算的老习惯，也为后续整顿埋下伏笔。
随后，第二把火落在“超编”上。根据中央军委口径，南京军区4月中旬召开编制会议，20多名超额干部被分流至院校、后勤或地方企业。当时有干部担心“进了冷宫”，廖汉生解释得很干脆：“打仗时机关庞大跑不动；不打仗时，人浮于事更糟。”口气硬，但配套安置跟得上，抵触情绪并没蔓延。
第三把火烧向办公作风。过去军区首长各自在家批件，文件传递一圈要三四天。廖汉生拉了一条红线：“电报绝不许送到家里。”首长必须到机关才能阅件，即便病假也要半天坐办公室。有人暗自抱怨尊享配资，他干脆提前半小时到岗，晚半小时下班，用行动堵住所有反弹。不到一个月，机关效率肉眼可见地提高。
军区内部扎实推进的同时，外部环境却仍旧暗潮汹涌。6月下旬，廖汉生和丁盛进京汇报。叶帅在会上指出：“个别同志不守纪律，个人发起运动，部队要顶得住。”廖汉生心里咯噔一下，联想起临行前嘱咐，明白“个别同志”指向何处。会后，西山小范围谈话里，叶帅再度强调：“不要和上海一些人走得太近。”话音不重，分量极重。
南京归来，廖汉生立即在党委会上布置：凡是同上海极左势力有牵连的活动，一律报告审批；擅自行动者严肃处理。对外，他保持克制；对内，他寸步不让。有人质疑“过于谨慎”，他只淡淡回一句：“这是中央的政治要求。”一句“政治要求”，把所有杂音都压住。
1976年进入高危期。那年初，邓小平再次遭到批评，叶帅也被宣布“生病”。军队日常走向看似无主，其实指挥权仍在西山。10月6日深夜，叶剑英拍板，粉碎“四人帮”。南京军区距离上海最近，一旦局面失控，影响辐射整个华东。廖汉生没有观望，他以冬季拉练为由，将第六十军向苏州集结、第一军北上嘉兴，在上海外围布下两道密网。事后有人问他是否提前接到命令，他只说：“干革命不是等命令，形势就是命令。”
粉碎“四人帮”后，南京军区平稳过渡，华东大局迅速归于稳定。指向上海的那把利剑最终没出鞘，却起到了极强的威慑。中央后来总结经验时，将南京军区的快速响应列为“关键支撑”。有人评价，“关键时刻顶得住”的标准，廖汉生给出了一个范本。
1980年，他调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两年后主动申请退居二线。54年戎马生涯画上句点，留下的却是一套被验证靠谱的“整顿模板”：缩编、立规、明纪，外加对形势的精准预判。2006年，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一位老战士悄悄感慨：“廖政委给咱们留的，不是一串头衔，而是一种做事的方法。”
从西山小楼的一句提醒，到上海外围的兵力布防，看似寻常的指令和举动，在1970年代中期那场波谲云诡的博弈里，恰恰勾勒出军事与政治相互交织的脉络。对熟悉那段岁月的人来说，个中分量不言自明——一句“不要参与到上海一些人的工作中去”，点破了大势，也界定了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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