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对“专守防卫”原则进行了系统性破坏千红网，其中最具代表性、政治与法律意义最重大的举措就是安倍政府2015年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事实上，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日本右翼处心积虑、不断蚕食“和平宪法”根基的长期图谋。
提出“正常国家论”，扩大自卫队规模和活动范围
何为“集体自卫权”？根据1945年制定的《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主权国家拥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在遭受武装攻击的情况下可以行使。其中，集体自卫权是指，当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国家（比如盟友）遭到武力攻击时，即使本国没有被直接攻击，也有权以武力介入、援助该国。
但是，由于日本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之一，日本战后制定的新《日本国宪法》（也称“和平宪法”）第九条规定了“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随后日本还制定了“专守防卫”原则，事实上禁止了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仅保留个别自卫权。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是二战后日本在“和平宪法”原则指导下，根据国内外形势做出的重大政策选择，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构成其“专守防卫”基本国策的一个具体要素。
日本对这一政策选择的悔意，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后外显。1991年2月底，以美国为首的34国联军对伊拉克发动的海湾战争在多国部队宣布停火后告一段落。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991年3月的报道，日本政府在海湾战争中向联军提供了近130亿美元，但由于拒绝了向阿拉伯半岛派兵，日本被贴上“支票外交”等标签。战争结束后，科威特政府在美国报纸上刊登整版致谢广告，却在致谢国家清单中遗落了日本。“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得到适当的重视，这让我咬牙切齿。”报道援引了时任日本首相海部俊树的表态。
在此背景下，执政党自民党极力倡导所谓“国际贡献”“维和行动”。1992年6月，自民党推出的《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简称PKO法案）在日本在野党的反对声中通过，使自卫队迈出了“合法”向海外派兵的第一步。1993年，日本政治人物小泽一郎发表了《日本改造计划》千红网，主张日本应成为“正常国家”，强调日本要使自身政治安全责任匹配经济大国地位。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永对《环球时报》记者强调，日本的“国际贡献论”其实是包装其扩军野心的幌子。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王瑞告诉记者，自从PKO法案通过，日本便开始不断突破宪法限制，扩大自卫队的规模、活动范围与权限。从规模上来看，日本近年来多次发布的《防卫计划大纲》（2010年、2013年、2018年）以及2022年新“安保三文件”不断提升陆海空自卫队的规模上限。例如，海上自卫队的潜艇数量从16艘提升到22艘，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从约260架提升到约320架。从活动范围与权限来看，日本2001年通过《反恐特别措施法》以出兵印度洋；2003年通过《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派遣自卫队至伊拉克进行所谓“人道复兴支援活动”；同年，日本还制定了“有事三法案”（《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给予自卫队战时特殊法权。
“9·11”事件后，配合美国反恐
刘江永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日本集体自卫权禁区开始松动，主要原因是日本和平力量逐渐衰退、右翼鹰派势力崛起，后者主张扩军、突破宪法束缚，甚至要修改宪法，导致日本政治右倾化加速，集体自卫权议题被炒作升温。与此同时，美国希望日本分担东亚军事分工，这使得日美形成利益契合。日本企图借用集体自卫权给自己在海外配合美军作战松绑寻找法理依据，从而使日本突破限制、实现重新武装。
1997年，日美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明确将“日本周边事态”纳入合作范围，日本随后于1999年通过《周边事态法》。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分析说，这一法案允许日本在本国周边地区出现纠纷时，能为开展所谓“维护和平与安全行动”的美军提供“后方支援”，确立了可在日本主权范围外的地区支援美军的机制。
自2001年“9·11”恐袭事件发生后千红网，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屡次要求日本“参与应对”，配合其全球反恐战略。曾任日本驻美大使馆防卫长的伊藤俊之对日本《朝日新闻》回忆说，“9·11”事件发生后不久，包括他在内的多位日本官员接到白宫和美军官员的电话，询问日本对于此次恐袭事件的应对计划。日本外务省随即开始筹备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的紧急访美行程，日本防卫厅也开始筹备相关法案。
2001年10月，日本国会通过有效期两年的《反恐特别措施法》，授权海上自卫队在印度洋向美军舰艇执行补给等非战斗支援。此法突破了之前自卫队只能在日本“周边地区”支援美军的限制，使其能在海外执行非战斗任务。《反恐特别措施法》通过后迅速实施，日本对美补给任务持续多年，日本国会于2003年、2005年和2006年3次延长该法。
“我希望日本以首相认为履行承诺所必要的程度参与（伊拉克）重建。”2003年5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美时，美国时任总统布什在记者会上说。2003年7月，日本迅速通过《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使得日本自卫队能被派遣至伊拉克进行所谓“人道复兴支援活动”“安全确保支援活动”等，也为日本后续海外军事行动（如2009年的索马里护航、吉布提基地支援等）“亮了绿灯”。
修改宪法解释、出台新安保法案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是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主要推动者。早在2007年安倍晋三第一任期内，他就成立了“关于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础恳谈会”（简称安保法制恳谈会），旨在探讨修改宪法解释以允许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在2012年12月底开始第二次执政后，安倍晋三再次将修改宪法解释提上日程。2013年2月，他正式重启安保法制恳谈会。
2014年1月，安倍晋三在日本第186届例行国会开幕之际发表施政演说，明确表示“将参考‘安保法制恳谈会’的报告，审议如何处理集体自卫权、集体安全等相关议题”。同年5月，安倍晋三在北约理事会会议上发表演讲，表示将通过修改宪法解释来解禁集体自卫权，还妄称中国的军事动向“是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日本希望与拥有“共同基本价值观”的北约推进合作。几天后，安保法制恳谈会提交了有关报告，报告核心结论是：在全球化和安保环境变化的背景下，仅靠个别自卫权无法充分保障日本的安全，建议修改宪法解释，允许在“存在可能威胁日本生存的明确危险”等情况下行使集体自卫权。
有了专家咨询小组提供的理论基础，安倍晋三便开始与联合执政的公明党进行谈判，随后通过内阁决议案的形式，绕过“修宪”这一争议巨大的程序，通过修改宪法解释，实质上给日本集体自卫权解绑。2014年7月，安倍内阁正式通过“关于为保全国家存立、守护国民，完善安全保障法制”的决议，推翻了历届内阁关于集体自卫权违宪的宪法解释，设定了新的“武力行使三条件”：日本存亡受威胁、无其他应对手段、行动限于必要最小限度。
如果说内阁决议是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方针，那么安倍内阁随后又批准了一系列法案来为集体自卫权的行使提供支撑。2015年5月14日，日本召开临时内阁会议，从政府层面批准了11部法律，统称为“新安保法案”。相关法律于2015年9月在日本国会以执政党优势强行通过，2016年3月29日正式实施，从实质上解禁了日本集体自卫权，架空了“和平宪法”第九条和“专守防卫”原则，引发了日本在野党和众多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
图谋将台湾问题与集体自卫权捆绑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常思纯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有4个战略意图：首先，摆脱战后体制。日本企图挣脱战后“和平宪法”的束缚，通过行使集体自卫权，重新成为拥有军队和交战权的所谓“正常国家”；其次，提升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日本试图打破“美主日从”的单向依附格局，于是迎合当时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为美分担地区安全责任，深化与美安全合作。再次，扩大政治安全影响力，谋求成为“政治大国”。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认为其政治和安全话语权未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日本希望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更主动地参与国际安全事务，以实现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目标；最后，对中国形成威慑。安倍晋三在任时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无理指责中国“试图改变国际现状”，制衡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
刘江永对《环球时报》记者强调，在台湾问题上，日本的介入意图愈发明确。无论是最初“周边事态”的模糊表述，还是安倍晋三煽动美国“应对台湾问题”，以及高市早苗本次公开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都是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将台湾问题与集体自卫权捆绑。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地区不符合集体自卫权的适用前提，日本若要介入台海，必须依托日美同盟，迫使美国一同进行军事干预——这恰恰反映出日本妄图在台湾问题上掌握主动性，甚至在“带节奏”推动美国介入。
刘江永表示，从所谓的“参与民事维和”到向冲突地区派遣自卫队提供“支援”，再到安倍晋三鼓吹的“积极和平主义”论调，日本右翼不断试探海外用兵边界，为实现军事松绑寻找借口，这与战后“和平宪法”精神及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和平期待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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